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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小二过年”的日军
尽管侵华日军从一开始就在占领区推行“以战养战”政策，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，并且对本国人民出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，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。
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，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、回收废品，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，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。尽管如此，日本在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仍捉襟见肘。1938年6月，日军甚至将本国中学里的教练步枪都收回加以利用。
而日军从中国掠夺军需供应的方式，也在变得愈加困难。
因为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粉碎侵华日军“经济开发”、“以战养战”的战略企图。
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，我军民实行统制贸易，设置关卡，杜绝物资外流资敌；发行货币，禁止敌钞流入。
在敌战区，中共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、矿山，抵制日货，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，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、物力消耗在中国战场。
正如毛泽东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的那样：
日本国度比较小，其国力、军力、财力、物力均感缺乏，经不起长期的战争，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……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，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。
日本军事经济衰竭、战争财政拮据，这在侵华日军的身上有着明显反映，主要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，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。
此外，物价不断上张、货币不断贬值，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。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费，是直接从到手的薪金里抽取，交给在联队里保管仓库和负责出纳的士官，或交给负责烹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，统一采买主副食。剩下的钱才能由士兵个人支配。
日军侵华初期，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“酒保”。所谓“酒保”，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，为日军官兵服务。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，烟、酒、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，士兵有闲钱就可随意购买。但从1940年开始，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，大队以下的“酒保”均被取消。到1944年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，日军实际控制区域不断缩小，交通线受袭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导致日军“酒保”供应品的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扶摇直上。其中，面包价格较1943年上涨了3倍多，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，白糖价格更是上涨了100多倍。
具体的伙食，我们来看这么一则资料。
1931年，日本陆军颁布了修改后的《战时给与规则》，首度将甜食列入军人口粮当中。根据该规则，战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：
主食：精米640克、精麦200克；代用品为精米855克，或面包1020克，或饼干675克。
肉类：罐头肉150克。代用品为带骨鲜肉或咸肉200克，或无骨咸肉、带骨干肉150克，或鸡蛋150克，或无骨干肉120克。
蔬菜类：干蔬菜110克，或新鲜蔬菜500克。
渍物类：梅干40克或福神渍40克；代用品为糠渍酱菜或盐渍酱菜60克（所谓“糠渍”，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来发酵腌渍蔬菜的方式）。
调味料：浓缩酱油20克、食盐12克、味噌粉40克、砂糖15克；代用品为酱油0.1升或味噌75克。
饮料：茶叶3克。
加给品：每人每天清酒0.4升或烧酒0.1升，甜食120克，纸卷烟20支。
看起来似乎还相当丰富，各种营养物质门类齐全，是吧？
然而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这项规定其实就没怎么真正落实过。
前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，日军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很差。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，还可以就士兵自带的口粮过日子，然后就开始节食减肥。1天吃不到1合（1合约0.18升）大米，菜就是咸菜什么的，一点奶糖都是十分珍贵的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动物食品。只有在部队到后方休整时，才有可能吃能按军部标准发放的基本伙食，或是部队“就地征发”——实际就是抢劫。
根据日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士兵战后回忆，侵华战争初期，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%，后来递减为50%（1940年6月后，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、馒头为主食），主食中掺杂了大豆、小米与杂粮。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（约700克）。每餐仅一小碗。在副食品的供应上，刚开始为猪、牛肉及鸡、蛋等，后来逐步为生鱼、腌鱼、海带等代替。至1943年后又代之以酱、蔬菜、南瓜、萝卜等。
士兵连饭也吃不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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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官吃香喝辣，士兵饥肠辘辘
战争期间，供应紧张是常事，交战各方往往都要面对相似的困难局面。但“缺粮”的问题在日军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日军中等级划分森严，官兵在伙食方面极不平等。
原驻胶东的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9大队上等兵小林清，于1939年秋末在与八路军作战中被俘，经过教育后转变思想，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、著名的“日本八路”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（见库叔此前推送的文章《被鬼子包围了，许世友大吼：给这个日本兵一挺机枪，让他上！结果出人意料......》）。
他对39年驻山东日军的伙食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：
“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(约半斤)，煮成饭只有一大碗，平常就不太够吃，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，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，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。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，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。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，肚子饿得特别难受，一般都是两人站岗，肚子饿时一个站岗，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。”
“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，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：‘打仗时，吃不饱肚子怎么办？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，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。’为了练习饿肚子，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，这就叫做实行‘减食’训练。另外，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。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，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，便给我们吃小米、豆子、山芋等，一半细粮一半杂粮。即使打仗时，也不过吃白面、小米、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，而美其名曰‘代用食’。”
“过去发的罐头，里面装的是猪肉，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，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，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‘昆布’（海带）。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，不是日本的肴馔，就是中国的特产，甚至有的日本名菜，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。与长官们相反，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、茄子汤、白菜汤。”
此外，长官们还经常会餐，做‘私物料理’(私下做菜)。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，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。”
“在营房驻守的时候，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，其余全部是‘代用食’。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，一人只有一大碗，吃馒头时，一人两个，根本就吃不饱。”
而前面提到的“酒保”，供应的物品中，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，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制士兵购买。
瞧瞧，这就是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，长官的大手大脚更加剧了士兵的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是上峰没有下达“三光”的命名，这帮子饿红了眼的豺狼还不得见啥抢啥？
当年中国穷，鸡是作为一种主要靠散养、可从自然界自行获取食物、不太消耗宝贵粮食的家禽，自然成了农民养殖的首选。这些放养的鸡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鸡，那滋味岂是养鸡场里被饲料催出来的速生鸡所能比的？
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，因为品种及产量的原因，鸡肉一直是奢侈品。按1921年的物价，一碗拉面售价0.1日元，一条鲷鱼售价0.15日元，而一只鸡却卖到3.6日元。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。
下乡扫荡见到土鸡，焉有不抢之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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饥饿的日军：枪炮换粮食、给中国人打工、认人当“爹”......
不过，抢鸡的日子并没能真正扭转日军的饥饿危机。
抢着抢着，到1944年及以后，日军渐渐抢不动了。
这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百姓的物资给糟蹋得差不离了，另一方面侵华日军不仅战斗力下降明显，而且战斗意志也大不如前，加上长年半饥半饱，体力也跟不上，动手抢掠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信手拈来，十拿九稳。
那咋办呢？肚皮饿着咕咕叫，总得想点办法吧。于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侵华日军中，啥光怪陆离的事儿都发生了。
日本和平学研会曾采访过200多侵华日军幸存老兵，他们回忆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，部队伙食就已经很糟糕了。
为增加份量，吃抢来的麦子时经常不去麸壳，下地挖野菜、捉蛇捕蛙、上树掏鸟窝的事屡见不见。青黄不接时，甚至连地里的青苗也不放过。
1942年1月18日的《晋察冀日报》报道：
在粮食给养上，敌人就更加狼狈了。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（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），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，当然吃不饱是事实，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。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，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。老兵4人一小碟，新兵6人一小碟，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，至于肉，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，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。
抗战末期，山西清徐居然诞生了一条新的歇后语：日本人吃茭子----没办法了！
所谓茭子就是高粱。当地日军孤立的据点由于补给不畅，只能吃到高粱米，加上不会做面食，结果小鬼子吃得面黄肌瘦，没几天就投降了。这一景象就成为了一句新的歇后语，用于形容穷途末路。
1944年，驻苏南地区日军每月发了肥皂牙粉，到点心铺交换点心；
还有日军拿军大衣换地瓜吃；
山东诸城的日军吃野菜团子的照片，登上了日伪的报纸；
北平郊区有日军向农民讨要蔬菜果腹，状如乞丐；
战争末期，侵华日军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纪的手艺人，这些人为解决吃饭问题，开小店，做买卖，修农具，出租军马换粮食，生意做得是风声水起。
这些行为可能稍显滑稽，但还算相对本分。有些胆儿肥的日军行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。
1944年冬天，为筹集过冬的柴火和粮食，河北邢台的广宗件只、核桃园，南宫高家寨、南便村、苏村等地的日军甚至不惜“通敌”，拿出部分枪械弹药来和自卫团、青抗先（青年抗日先锋队）做交易。
不仅小地方的日军，就连北平日军也这么干过。清华园附近的1个早点摊实际上是个交易所。双方谈判代表身着便衣同桌吃早点，吃着吃着就把交易谈妥了。上到轻重机枪、掷弹筒，下至步枪、子弹，换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议价。交易双方都只收实物，不要现金。
1945年农历春节过后，驻河北冀县的日军集中了2个小队外带1挺重机枪，想打劫（伪政权）地方维持会长，“吃大户，打牙祭”。这股日军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岁，以及45岁至50岁之间，是标准的老幼残兵。加之长年营养不良，体力很差，结果几十号人反被维持会长手下堵在院子里，用棍子好一顿胖揍。最后双方经过“友好协商”，达成了用1挺重机枪换1顿猪肉水饺的协议。
交易完成，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地回家
有强抢不成的，也有巧取成功的。
有些“脑筋活络”的日军官兵，整天为了当上中国地主、富农的“干儿子”而努力奋斗，说穿了就为了蹭饭吃。而一些中国地主、富农为了自家少受袭扰，也乐于这么做。
其实，日本文化是极为鄙视“上门女婿”的。在日本，上门女婿必须改姓女方家的姓，公开声明效忠女方家，与自己家断绝关系。如有违反，全社会就会把这人当作不守信用之人，这在日本比死还难熬，绝对没他的好。可河南商丘1个日军中队长不但自己倒插门，还派手下几个鬼子到老泰山家当长工。老泰山吃饭管饱，还发些零用钱，结果没被派上活的鬼子那个羡慕嫉妒恨，就甭提了。
不光是中国地主们开始雇佣日本士兵，1944年，沦陷区的中国工厂里出现了大量日本“工人”，其实都是来打工糊口的鬼子兵。
敌后战场上曾经不可一世、四处劫掠如家常便饭的侵华日军，最后混成了这副光景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在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、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，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。
现在有很多人十分关注战场上与日军的交战情况，却忽视了其他战线上对日军的打击。无论是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共战士，还是在敌后战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，千千万万的英烈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，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，其丰功伟绩自当永远被后人铭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