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年，法国19世纪作家托克维尔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，1805—1859）的名著《旧制度与法国革命》（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）一书，突然在中国大热起来，一时洛阳纸贵，“托克维尔”几乎变成了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名字。
不过，发热快，退热也快，没过多少时间，今天就没有多少人再谈论这本书了。很可惜，这实在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，因为如果说人们“学到”了这本书的“精神”，那么其结果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来，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：想改革但没有改革。
围绕托克维尔这本书，中国所展开的讨论的核心便是要改革还是不要改革？这个问题当然也并不是新问题，在1990年代初期（至少在邓小平“南方讲话”之前），人们就讨论过。当时，鉴于1980年中期的改革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，一些悲观的人就认为，中国这个体制改革要出问题、不改革也要出问题，但改革比不改革会出更多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些人的认知日后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。邓小平的“南方讲话”完全改变了1989年之后的局面，中国很快出现了被视为是“激进”的改革，在很多方面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，造就了今天的中国。没有这样的改革，很难想象中国在之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和崛起。
20来年之后，人们假托克维尔的作品把“要不要改革？”这一问题再次提了出来。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再次面临“要不要改革？”的困境。当时还是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向一些专家推荐：“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，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，希望大家看一下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。
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具有深刻意义，因为托克维尔在书中讨论的是为什么法国会发生革命的问题。他的经典观察就是：“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‘感受最轻的地方’爆发。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。最经常的情况是，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，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，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”
托克维尔的观察也适用于解释另一次革命，即俄国革命。俄国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。俄国经济在1880年代进入增长周期，在1880年和1914年之间，俄国经济在欧洲国家中是增长最快的。并且俄国革命也是政治革命，起始于反对旧的体制。
“革命不是在事物变得更坏时发生，而是在事物变得更好时发生”，这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共识。但如果这是人们从法国大革命学到的历史教训，如果这个托克维尔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，导致了既想改革但不想真改革的局面，那么人们是过于悲观了（正如邓小平“南方讲话”之前的很多人），要么误读了托克维尔，要么误读了中国的现实。
拿法国或者俄国说中国的事情，学术一点说，是从一个比较的角度看中国问题，非常有意义，但如果不能把握好，那么就会造成跳进别人思维的逻辑，失去了自我，造成一种思维或者思想的“殖民地状态”。
人们对托克维尔的误读是很显然的。托克维尔所处时代是欧洲走向民主的时代，他意识到“民主化”这个大趋势不可扭转。尽管托克维尔认识到“民主化”这个大趋势，但“民主化”对托克维尔来说，并非是一个价值判断。只有对追求民主的人来说，民主才是一个价值判断，因为他们相信“新制度”（民主）一定会比“旧制度”（专制）好。
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社会具有不同的政体，他认为民主社会有可能是自由，也有可能是极权的。美国民主和欧洲民主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不同的，德国和法国民主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。同样，通往民主的道路也是不同的，既可以表现为革命的形式，也可以表现为改革的形式，甚至革命的形式也是不相同的。
托克维尔一生主要写了两本书。第一本为《美国民主》，是其年轻为官的时候去美国旅行考察的产物。在这本书中，托克维尔讨论的问题是：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自由的？作为孟德斯鸠的信仰者，托克维尔的分析几乎是“搬用”了前者在《法的精神》一书中的分析构架，即三个维度，包括：一、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；二、法律和制度；三、社会因素——移民、习惯、宗教等。
如同孟德斯鸠强调的是决定一个政体的社会条件，托克维尔强调的也是社会条件。一句话，美国是民主的，因为美国社会是民主的，而社会民主的前提是社会的平等。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：社会的平等导致了社会的民主，社会的民主导致了政体的民主。
《旧制度与法国革命》则是作者为官之后的作品，也是从近代法国社会的形成来研究法国革命。《美国民主》还要回答的问题是“为什么美国社会是民主的？”，而《旧制度与法国革命》要回答的问题就是：为什么法国在争取走向民主过程中，有那么多的困难来维持一个自由的政体？作者在研究法国社会时，参照对象便是美国。的确，如果不能理解作者的第一本著作，那么就很难理解其第二本。
如同分析美国民主，在分析法国时，托克维尔也从社会阶级入手，阐述社会阶级的重要性。在其看来，法国社会主要由贵族、资产阶级、农民和工人组成，它们是中介群体，介于旧制度和社会整体之间。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行政集权对法国社会的深刻影响。法国的行政集权意味着行政的一致性，行政规则适用于所有角落，使得地方和社会缺乏灵活性，造成的结果便是缺少政治自由。
再者，到了革命前夕，那些老的社会群体尽管已经失去了社会的相关性，但仍然维持其特权，和那些新崛起的社会群体格格不入，并且旧社会群体（也可视为是社会既得利益）对如何国家治理不能达成共识。
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哲学家或者后来所说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在营造革命氛围过程中的作用。在法国集权政体下，知识分子（也是新崛起的阶层）没有有效的参政机会，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政治的实际运作，便轻易地走向了“乌托邦”，认为新制度必然会比旧制度好，从而为不满旧制度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另一个选择，营造了革命气氛。
如果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作一机械的比较，那么的确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这些年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很多现象，例如社会阶层的固定化、政府和社会的脱节、公共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和他们（左右派）所提供的乌托邦想象，等等。
但如果从这些简单的比较得出革命具有必然性的结论，那么的确人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只需等待着事物本身的发展。不过，人们忘记了，法国革命与其说是“改革”的产物，倒不如说是“不改革”的产物。“不改革”是因为法国旧的既得利益认为形势不错不需要改革，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，是他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缺失共识的结果。
退一步说，即使革命不可避免，但革命的形式是可以不同的，既可以有法国形式，也可以有英国形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革命是可以化解的，而非“命定的”。要化解革命就必须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，或者实现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。
如果从托克维尔的作品来机械地解读当代中国，误读也成为必然。晚清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为中国的革命时代。但各种革命并非必然，革命的发生主要是“不改革”的产物。“不改革”则是“不想改革”或者“改革不动”的产物。清朝的慈禧太后是这样，国民党的蒋介石也是这样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共所得出的执政党需要“自我革命”的结论，是对历史上“不改革，就被革命”现象的总结。
上面所说的由邓小平“南方讲话”引发的“改革”或者“自我革命”也是例子。实际上，不仅中国如此，二战以来很多亚洲社会都是如此。二战以后，亚洲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旧社会变成新社会，旧制度变成新制度，但亚洲哪里能够找寻到法国式的革命呢？日本和亚洲“四小龙”的经验表明，只要有改革，并且改革的方法得当，那么革命就可以避免。
即使从比较大革命前法国和当代中国得来的那些所谓的“相似性”，也是极其肤浅的。例如社会的封闭性。诚如孟德斯鸠早就观察到的，中国传统上就没有“大家族”，即欧洲式的“贵族”。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所产生的“官僚社会”，有效地取代了欧洲式的贵族社会。近代以来的长期革命更是消灭了本来就不那么强大的旧式家族。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形成社会固化这是需要观察和研究的，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两代人。有固化这个趋势值得注意，但说已经固化可能为时过早。
即使阶层开始固化，既得利益也在享受着更多的利益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既得利益是没有合理根据的，因为至少从宪法或者理论上说，政府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。中国没有欧洲式的特权法律系统。
在制度层面，除了拥有将近9000万党员的庞大的执政党，中国具有覆盖整个国家的庞大的全国人大、政协系统，再加上其他各种类型的参政机构，例如民主党派、社会群体等等。这些都是现存的参政组织，至少在理论上说，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不是有没有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改进的问题。
从改革的经验看，中国也是可以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。邓小平的“南方讲话”使得中国逃避了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“革命陷阱”。“南方讲话”之后，通过发展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，而“三个代表”作为一种“实践性意识形态”，则解决了新社会阶层的参政问题。之后，又转向社会改革，希望通过社会保护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这些可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中国逃避“托克维尔陷阱”，而使得中国和东亚其他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多的相似性，那就是通过执政党的“自我革命”（即改革）促成政体的更加开放，使得更多的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。简单地说，开放、法治、有序参与便是避免革命的有效途径。
历史是吊诡的。革命毕竟经常在发生，所以人们可以说“托克维尔陷阱”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。但同时，至少东亚发展模式也表明了，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。无论是陷入革命陷阱还是逃避革命陷阱，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的路径。比较美国和法国很有意思，但不能用美国来解释法国；同样，比较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很有意思，但不能用法国来解释中国。
托克维尔是从法国本身找到革命的原因的，同样，人们也需要从中国社会找到可能通往革命的因素，找到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因素。可以说，无论东西，“不改革、就被革命”的道理具有普世性。